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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联合考古的进展70292.com

发布日期:2019-09-23 22:46   来源:未知   阅读:

  近年来,中国涉外考古乘势发展,遍及欧、亚、非和拉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其中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开展的联合考古工作。推进“一带一路”联合考古项目,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的新亮点,不仅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更为翔实的历史资料,展现历史上东西方商贸经济、文化上的往来与交流;而且可以增进人们对世界不同文明的了解和尊重,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文支撑。本期文章分别选取中亚、埃及、孟加拉三地,介绍其各自的联合考古成果,以飨读者。

  为了联合月氏夹击匈奴,公元前139—前128年张骞出使西域,先后经匈奴、大宛、康居,抵达月氏、大夏,被誉为“凿空”,这是古丝绸之路全线贯通的标志性事件。

  月氏是牧业发达的“行国”,也是当时中亚大国,有人口40万,骑兵十余万。其疆域东至帕米尔,北至西天山,西北至铁门关,西至阿富汗西北部,南至兴都库什山。康居在月氏西北,位居丝绸之路北道要冲,国力与月氏相当。其疆域东至楚河,西北至锡尔河下游,西南至阿姆河,南至铁门关,东南至恰特卡尔—库拉马山;范围包括了今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的北部及中西部。

  西北大学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自2009年起组队赴中亚考察,2013年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2015年又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签署了联合考古的长期合作协议。

  2014年至2015年上半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南部、卡什卡达里亚州东北部、苏尔汉达里亚州境内的西天山山前区域进行了系统调查,基本掌握了该区域古代遗址的分布状况。

  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发掘了撒马尔罕市西南20公里处的撒扎干遗址,共发掘小型墓葬5座、居住遗迹两处、大型墓葬1座。小型墓地表有圆形土石混筑封堆,封堆下墓圹有竖穴土坑和偏洞室两种形制。竖穴土坑墓或带生土二层台,其上铺盖泥砖。死者人骨大多头向北,个别头向南;大多为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品包括无耳平底的陶壶和陶罐、铁刀、铁带扣、铁环、刻纹骨管。发掘的大型墓地表有直径40米、高约4米的圆形平顶土封堆,其下有两座大型土洞墓M11-1和M11-2。M11-1时代较晚,封堆就是属于M11-1的。M11-1呈南北向,它的竖穴墓道长10米、宽3米,其南段带7级台阶,北段为斜坡并带生土二层台。在墓道的北壁掏挖甬道和洞室。墓道和甬道之间用泥砖砌墙,并立木柱封门。洞室底部平面为正梯形,葬具和人骨保存情况很差,死者个体数、葬式、头向不清。在洞室内发现65件小金器,包括金管、金泡、金环、金带扣,还有带耳红陶罐和铁棺钉。根据这些遗物,推测该墓地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

  撒扎干遗址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它同时期且面貌一致的游牧文化墓葬,之前在撒马尔罕盆地已有发现,比如考克特佩和奥拉特墓地。前者在撒马尔罕市西北27公里,是1996年发掘的一座贵族妇女墓,出土了陶罐、铜鍑、汉式四乳四虺纹铜镜;后者在撒马尔罕市西北53公里,20世纪80年代发现有9座墓葬,出土了著名的马蹄形骨带扣,刻有两军厮杀的图案。其实,同类墓地在泽拉夫尚河下游、阿姆河下游、锡尔河中游、塔拉斯河流域均有分布,其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这类墓地说明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及中西部,分布着一种以“端室墓”(洞室开在墓道一端)为代表性特征、以陶扁壶为典型器物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范围和空间分布与文献记载的康居相吻合,应该就是古代康居的文化遗存,可以命名为“康居文化”。

  2017—2018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发掘了苏尔汉达里亚州拜松市南郊拉巴特墓地,共发掘小型墓葬94座。该墓地现存墓葬百余座,大部分被村民推土破坏。墓葬形制清楚的多为偏洞室墓,还有少量竖穴土坑墓。偏洞室墓有南北向竖穴墓道;洞室皆开在墓道的西侧;墓道下部填充石块或泥砖,或兼有封门功能。死者为头向北的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品包括镜、簪、针、铃、耳环、戒指、手镯、牌饰等铜器,盆、钵、杯、罐、壶等陶器,剑、镞、学习社已开展活动80余场,7460波肖门尾图库。环、带扣、削刀等铁器,各种材质、各种形状的串珠,以及金箔饰片、骨器、海贝等。女性墓多出装饰品,其中费昂斯吊坠包含地中海因素;男性墓多出武器。可以推测出,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

  拉巴特墓地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同类墓地之前在塔吉克斯坦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土库曼斯坦东部已有发现,比如塔吉克斯坦贝希肯特谷地的图尔喀、阿鲁克陶、考库姆墓地,吉萨尔盆地的土布—哈那墓地,乌兹别克斯坦舍拉巴德市的提拉布拉克墓地,泰尔梅兹市的阿依塔姆墓地,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北岸的巴巴沙夫墓地。它们与拉巴特内涵相近,年代范围亦有重叠,大致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早中期。这类墓地说明当时在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分布着一种共性很强、面貌特征一致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以南北向偏洞室墓和头北足南仰身直肢葬为代表性特征,流行单或双耳罐、高足杯、碗等轮制红陶器,与其他地区文化差异明显。该文化时空范围、特征与文献记载的月氏较为吻合,应该就是古代月氏的文化遗存,可以命名为“月氏文化”。

  通过对撒扎干、拉巴特墓地的发掘,梳理相关学术史,比对周边同类资料,识别并确认《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中亚康居和月氏的文化遗存,廓清了这两类文化的特征与分布范围,是我国考古学家在中亚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通过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和持续探索,张骞到过的那些中亚古国的神秘面纱陆续被揭开,其真容将逐一显现在世人面前。

  在埃及卡尔纳克神庙群成为世界著名的观光景区之前,最常出现在19世纪欧洲摄影家镜头中的古迹是孟图神庙以北的托勒密大门。这座高耸的大门是孟图神庙区的北大门,一条斯芬克斯神道向北与运河港口相连。

  孟图神是古代埃及最古老、最重要的神明之一,是底比斯地区的主神。其形象特征为鹰头且头顶有用两根羽毛装饰的太阳圆盘。最早与孟图神相关的铭文出现在古王国第6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4世纪)的南方底比斯墓葬中,在第11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法老均以孟图神命名。到了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孟图神则以战神、守护神的形象出现在文献中,在古埃及晚期(公元前664-前332年)则以圣牛的形象继续接受供奉直至公元4世纪。医院挂号哪些专家算“知名专家”?多彩资

  我们如今看到的孟图神庙,始建于新王国第18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391年至前1355年。著名的“皮特里石碑”背面刻有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碑文,罗列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建造功绩,其中有“我修缮了阿蒙神的建筑,使它们独一无二。我为你建造了一座百万年的庙宇,毗邻阿蒙拉神”。碑文中提及的神庙地理位置与孟图神庙相符。有学者发现,在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的神庙铭文、雕像和浮雕残块中,所提及的神明均为阿蒙神,而非孟图神。由此推测,神庙最初可能是为阿蒙神所建。但这一推测是否成立,需要严谨的考古发掘工作来验证。这也正是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的学术目标之一。

  从建筑角度来看,阿蒙霍特普三世所建造的神庙最初仅为一座正方形的小型神庙,门口立有两排石柱,有坡道通向神庙入口。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南墙还未完工时,神庙便启动了扩建计划。阿蒙霍特普三世将坡道填平后,在神庙前增设了一处庭院,并且向南扩建出一排神殿,形成了目前神庙的基本格局。

  然而,在阿蒙霍特普四世登基后,独尊阿吞神,并改名埃赫那吞,毁坏其他神的神像,迁都阿玛尔纳。此时的神庙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神庙内一座精美的阿蒙霍特普三世与阿蒙神的组合雕像被毁,身首分离两地。幸而由后世考古学者找到并复原,雕像现藏于埃及卢克索博物馆。

  图坦卡蒙在其统治时期返回底比斯,下令修缮神庙以尽快抚平宗教改革的创伤。孟图神庙入口左侧,曾出土了“图坦卡蒙修复石碑”残块。

  到第21王朝时,国家的权力和经济中心向北转移至三角洲地区,而以底比斯为中心的南方政权,自成一国,由阿蒙神大祭司负责管理。北方的利比亚家族兴起后建立第22王朝,法老册封一位公主为“阿蒙神的妻子”,派她入驻南方的卡尔纳克神庙,成为女祭司。通过这样的“圣女制度”,实际上控制了南方地区。随后,南方的努比亚势力崛起并不断向北扩张。在底比斯,努比亚国王利用既有的“圣女制度”,也将自己的女儿送至卡尔纳克神庙成为“圣女”。如此一来,努比亚的统治者便拥有了统治埃及的合法性。

  第25王朝的法老塔哈卡为笼络底比斯地方家族,在卡尔纳克神庙区开展大规模的建造计划。与此同时,孟图神信仰受到法老的重视,孟图神从此时起大量出现于浮雕铭文中。此时的神庙结构也迎来了一次较大的改动。法老塔哈卡不仅对神庙进行了修缮,还在神庙前建造了一座柱廊,出土铭文中明确提到孟图神为该神庙的主神。此外,塔哈卡统治时期的本地高官孟图姆哈特,还在一块石碑上记录了自己对孟图神庙圣湖的修复工作,“我用美丽的白色砂岩将底比斯之主孟图神的圣湖修缮如初”。

  古埃及晚期将孟图神的信仰发展成为“四个孟图神”的组合,分别对应分布在底比斯不同方位上的4座孟图神庙,共同组成了拱卫底比斯的守护神庙。

  托勒密时期是卡尔纳克孟图神庙的最后一次发展期。托勒密三世、四世将塔哈卡的柱廊拆卸后,与第25王朝的其他建筑残块一起作为石料铺设地基,在原来的位置修建起一座新的柱廊。孟图神庙的正门——北大门以及北围墙也是此时在原有大门的基础上重新修建而成的。这座由砂岩建造、装饰有精美浮雕的大门是卡尔纳克地区保存状况最好的大门之一。另外,托勒密时期的法老还对神庙主体进行了修缮工作,并假以阿蒙霍特普三世之名装饰神庙内部。如今矗立的建筑遗迹,大部分都为托勒密时期所建。

  希腊罗马时期,古埃及的祭司阶层逐渐丧失统治地位。孟图神与古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相结合,孟图神庙此时也被称作阿波罗神庙。世俗体文献中还将这里称作“牛屋”,或许与孟图神的公牛信仰有关。

  孟图神作为起源于底比斯地区的古老神明,其年代甚至早于阿蒙神。孟图神庙的兴衰与演变,直接反映出孟图神信仰在古埃及宗教思想中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也与底比斯在王权迭代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底比斯地方家族与中央王权之间的关系有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东方考古研究院首次在卡尔纳克孟图神庙区开展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但此时正值二战及埃及独立战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不得不在仓促中完成,许多遗址信息未能得到及时记录和保存。到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神庙区陆续有考古学者进行勘探和调查,但都是针对单体建筑的短期研究,缺乏从整体看待神庙区的视角。

  从2018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开始负责卡尔纳克孟图神庙区的考古工作。目前,项目组已经完成了神庙区内的初步清理工作,使得湮埋在杂草、旧建筑中的神庙区建筑重见天日,呈现在世人面前。通过小规模的试掘,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我们利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建立了神庙区内孟图神庙、玛阿特神庙、高台建筑等遗迹保存现状的三维模型,为下一步针对性的发掘奠定了基础。通过多次召开中埃双方工作会议和现场研讨,项目组一致认为需要采用传统考古学与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信息化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在聚落考古学理论框架下,对孟图神庙区进行系统发掘,同时确定了发掘工作的测量系统、编号系统、记录系统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未来的工作中,将充分发挥中国考古学长期积累的多地形条件下大遗址发掘、城址发掘经验,在全面获取资料信息的基础上,建立神庙区的三维模型,结合铭文研究、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希望对神庙区的平面布局、营建顺序、功能分区等问题得出初步认识。同时,如前文所述,通过对埋藏在孟图神庙地基下方的石块及其附近建筑的发掘,寻找相关铭文和实物证据,试图解决神庙建造初期主神身份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孟图神庙在新王国时期底比斯地区(今卢克索地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在佛教建筑史上,出现过一类特殊的建筑,被称为“十字形中心神殿”,其本质就是金刚乘中的曼陀罗。曼陀罗具“含藏宇宙本体”之意,修行者可以在曼陀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属,摆脱一切干扰,感受宇宙与人之对应性。2014年12月至2019年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孟加拉国阿哥拉萨—毗诃罗普尔基金会,对孟加拉国达卡市郊毗诃罗普尔古城内的纳提什瓦遗址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发掘,取得重大成果。我们一方面通过精细的地层和遗物类型学研究,建立遗存的时空框架;另一方面,通过解读一些遗存的内涵,并与同类遗址进行广泛比较,揭示出遗址背后宗教思想变迁的脉络。其中,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遗迹的发现尤其令人瞩目。

  该神殿建筑东西长62.3米,南北长62.8米,年代为10—12世纪,可能是当时孟加拉国规模最大的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中心是一座八边形佛塔的塔基,为莲花之相。《大日经》中的胎藏界曼陀罗正是由八叶莲花组成中胎。塔基的四面有安置四方佛的佛殿,此布局正与《金刚顶经》中的曼陀罗相符:本尊毗卢遮那佛居于佛塔中心,阿閦佛、宝生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分置于四方。

  四方佛造像的正面,各对着一个柱厅,四个柱厅在平面上呈十字形。每个柱厅由长17米多、宽近4米的四面墙基封闭,墙基内的四角等距分布着四个长宽均3米多、残高近3米的方形柱基。柱厅除用于僧徒礼拜外,也可能用于集会、讲解教义和举行各种仪轨。四个柱厅之间有四条“连接墙基”,以相互勾连的方式,将四个柱厅连接在一起,同时构成了围绕中心塔基的环形道。

  神殿的顶部可能是四面坡顶或尖顶,这是印度中世纪流行的建筑样式,孟加拉的许多印度教神庙中至今仍在沿用。柱厅的外门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70292.com,连接着一个露台,露台之间一般有连续的廊柱,再向外便是四个方向的门道,通过门道的台级通向开阔的庭院。目前已经发掘了北门道的相关遗迹。

  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以陶器为主,包括瓮、罐形釜、钵、折腹罐、鼓腹罐、壶等。通过陶器研究,一方面可以看到古代寺庙生活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这些出自不同时代的陶器组合,初步建立起这段时期的陶器序列,填补了孟加拉国陶器类型学研究的空白。其他出土物还包括金佛像残片、石雕、陶塑、铁器、玻璃器等。在发掘过程中,我们还广泛采集了地层中的动植物标本,据此可以获得当时孟加拉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生计方面的信息。

  大乘佛教金刚乘的基本经典《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形成于公元7世纪,到公元9世纪时,以金刚乘为基础的宗教修习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按其教法和仪轨而建的密教中心,创造了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作为新教义的直观象征。此时正当孟加拉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波罗王朝时期(约公元8—12世纪)。大乘中心那烂陀寺成为密教中心,此外还建造了三处重要的密教中心,即第一代瞿波罗王于那烂陀寺附近建立的欧丹多富梨寺、第二代达摩波罗于恒河沿岸建立的毗诃摩尸罗寺和第三代提婆波罗在孟加拉北部建立的苏摩普里寺。其中,苏摩普里寺的遗址已经发现,创建年代约为公元8—9世纪,主体建筑也是一座十字形中心神殿,中心为高大的佛塔,四面露台上有约2000件砖雕,题材纷繁庞杂,东墙的中心是一尊阿閦佛造像,显然是按照金刚乘的仪轨而安置的。

  波罗王朝时期,孟加拉的对外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风格也传播到周边许多地区。印度犍陀罗地区的贾吉克德里大塔、喜马偕尔邦斯比蒂的塔波寺、中亚阿基那寺大塔、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博达佛塔、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婆罗浮屠都是这种曼陀罗的建筑风格。

  在古代中国,金刚乘(或线世纪初,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分别将密宗“胎藏部”“金刚部”传入进来。此后,一行、惠果等僧人相继弘传,盛极一时。但当时的金刚乘只流行于寺院和宫廷内部,并没有出现在像龙门石窟那样供大众礼拜的场所。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重宝函,其金皮錾刻浮雕以五部佛及其眷属图像为主,是密教金刚乘的重要遗物。五代以后,金刚乘与天台、律、华严各宗相融合,遂成绝响。我国藏传佛教从教义、建筑、造像、绘画各方面也受到波罗王朝金刚乘的深刻影响。古格王益西沃于公元985—990年前后创建了托林寺,寺内朗巴朗则拉康是仿照欧丹多富梨寺而建造的,可视为西藏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的典范。东嘎石窟布满曼陀罗壁画,主尊从大日如来变成了文殊,但基本结构是从胎藏界或金刚界曼陀罗演变过来的,年代约在10世纪晚期,为西藏纯正金刚乘图像的范例。此外,在后宏期之初的卫藏地区,也存在过金刚乘的建筑和造像。

  孟加拉是古印度的一个文明中心,曾留下佛陀弘化的足迹。佛教在这块土地上,经历过原始、部派、大乘、金刚乘等各个不同的阶段,遗址中互相叠压的遗存反映出孟加拉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变迁。毗诃罗普尔古城十字形中心神殿的发现和研究,将为我们认识波罗王朝时期孟加拉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尤其为探讨我国早期藏传佛教的源流提供重要资料。